论中国城乡“三堂”缺失：私塾学堂、宗族祠堂、民间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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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深化，要求其走出高校和研究机构，走进社会基层，即乡村和社区。然而，在废除了近百年的传统教育制度后，如何在基层重建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放眼世界，所有主要文明的现有农村社区都被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教育场所所覆盖，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内涵，以儒家为主体。儒学虽然是非制度性宗教，但千百年来形成了各种教育组织，包括宗族、宗祠、私塾、民间道观等，遍布广大城乡，发挥着基本的道德教育功能。

近代以来，儒家教育组织载体在基层社会的破坏导致了城乡社区道德教育功能的缺失，也导致了城乡社区严重的道德空心化。不用说，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那些看似多姿多彩的社区也缺乏教育传统文化的场所，甚至没有祭祖的公共场所，以至于每次清明节，繁华的城市街道都成了香烟烧鬼纸的地方。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一个最重视孝道的礼乐之国，没有地方给祖先烧香烧纸钱。这就是这个古老文明在现代转型中遇到的文化尴尬。

孔子早就警告过:“如果你小心翼翼地追求未来，人们的道德就会变得更厚。”但谨慎追求未来的礼仪，需要相对庄重的执行空间。群众的道德修养也需要一个常规的教育场所。所以，基层道德信仰缺失，是因为教育公共场所的缺失。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发现，在农村老年人自杀率较高的地区，如果一个村子里有一棵千年老槐树，老年人的自杀率会相对下降，这是因为槐树发挥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深入，借鉴传统经验，结合现代社会需求，将乡村和社区教育场所的改造提上日程迫在眉睫。

中国的传统村落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民族文化的蓄水池，培育了整个国家的文化。这是因为有三个文化载体作为支撑。

第一种是私塾，主要教儒家经典和做人之道。私立学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些古典小说中，薛先生大多是一个卑微的形象，反映了先生的生存状态，但不足以反映他们的历史贡献。相比较而言，司学先生在传统中国的作用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教士，因为司学先生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培养了两个重要的阶层:第一个是国家公务员阶层，即士大夫阶层；二是士绅阶层，即承担民事自治的阶层。这两个班，负责治理全国，是最重要的社会管理班，是由不起眼的私塾先生培养的。

从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看，私塾先生穷困潦倒是必然的。如果说基督教牧师手里有一把开启天国的钥匙，那么薛先生也有一把开启自己仕途之门的钥匙，但这把钥匙注定无法开启自己仕途之门，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科举考试的最终失败者，顶多是中考的学者，注定会错过“天下满马蹄疾，长安花一日见”的功名成就。近代以来，私立学校被强行取缔，留下了巨大的文化空白空间。谁来教农村人做人，谁来教普通人最基本的人生价值观？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宗族宗祠。祠堂是传统中国最受欢迎的教育和信仰场所，在这里，祖先和祖先的牌位被放置起来，供人们在四季祭祀。中国人的传统生活礼仪，如加冕仪式、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和祭祀仪式，都是以祠堂为中心的。此外，祠堂也是乡村自治和慈善救助的重要载体。如果有祠堂和宗族保护，农村老人不会落到自杀的地步，仍然会有一个社区收容这些失去生存能力的老人。因此，宗祠是传统儒家教育的灵魂，也是儒家文化的根。宗祠死了，礼乐也就死了，文明也就没落了。长江以北的祠堂在文革中大多被破坏为“四旧”。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和广东都进行了重建，但它们现有的功能与历史上曾经的功能相差甚远。

第三是民间道观。传统上，中国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土地庙、五道庙或关帝庙等民间寺庙，以及一些与儒释道有关的民间信仰场所。这些地方是学校和祠堂的很好补充，比如五道寺或土地庙。民间信仰认为，人死后应该先在这里报道，这样百年后才有地方去。这些道观大多与传统文化中的劝善思想有关，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劝善惩恶，令人肃然起敬，不能简单地视为封建迷信。

传统民间社会的人生道德信仰主要是由以上三个阶层塑造的。如果说学校和祠堂传授的是做人之道，那么道观则回答了人死后何去何从的终极关怀，三者共同让生死沉淀。当它们作为“四旧”被摧毁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替代物来补充它们，村庄和社区就会陷入无意义的空白，没有生存的价值，死后就会消失，从而使生活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人们生活没有恐惧和鲁莽；死后没有下落，一无所有。

传统的学校、祠堂、道观分散，分属教育、宗族、民间信仰三个不同的体系，与宗法社会形态紧密结合——祠堂不用说，私塾大多由家族设立。恢复这种宗族和离散的传统乡村文化形态既不可能，也不及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文明的重建需要提高其公共性。通过三宝殿的整合，将讲学、祭祖、土地神祭祀等融入公共文化空间，将传统三宝殿的文化功能进行整合升级，成为现代化的村社教育中心，完成社会基层德育体系的重构。

第一，在农村社区设立儒家讲堂。根据我们在山东尼山发展乡村儒学的经验，可以在乡村社区设立儒学讲堂，取代传统的私立学校。儒家讲堂是一个常规的、常规的讲堂，由义务儒家讲师每半个月给村民或社区居民讲学一次，主要讲解《弟子守则》、《孝经》、《三字经》等基本儒家经典，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方式向百姓传播儒家为人之道，并教授村民一些生活礼仪和孝道歌曲。也是村里留守老人聚会交流的文化场所。从目前积累的经验来看，只要持之以恒，儒家讲堂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教化效果，是传统文化在基层传播的良好载体。

其次，建立农村社区公共祠堂，作为农村社区公共祭祖的场所。传统祠堂多为宗族所建，但历史上也有公祠的案例:清道光年间，广东省清新县龙井镇大圩村建有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乡公祠，供奉着李、陈、吴、来、辽、黄、邓、赵、张、梁等十个姓氏的祖先。祠堂属于传统的砖木结构，古朴典雅。大堂大厅两侧有一对对联:“不同姓氏和同胞也在同一天踏上，作为对冲群体相互互动；凌宁在这里定居后，主客不会分离。”200多年来，十姓村民一起祭祖，成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多姓村民和睦相处，生活互助，成为当地文明和谐的模范村，深受四乡八邻的敬仰和赞誉。

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现代村庄和社区需要如此多的姓氏，以至于它们具有更高的公共理性和包容性，是当代人谨慎追求的地方。所有公共祠堂都可以立中华文化和人类始祖轩辕黄帝的牌位进行公祭，同时还有千孙赵丽所有姓氏的祖牌，供所有姓氏祭祀祖先时使用。在农村公共祠堂里，每个姓氏都有祠堂牌位的柜子位于大堂两侧，正殿里的主祠平日都是空着的。祭祖时主祠哪一个可以用？这种将民族祖先的祭祀与各姓氏家族的祖先祭祀相结合，既提高了宗祠的宣传性，又促进了不同民族、不同姓氏之间的交流和友谊，更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根枝相连、血脉相连的同胞情谊。同时，在乡村和社区建立公共祠堂，不仅会恢复儒家最重视的祭祀仪式，还会为其他重要生活仪式的实施创造空间条件，对于乡村和社区礼乐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在一些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地区，如闽南、皖南、广东，农村社区的儒家讲堂也可以与民间信仰相结合。这些民间信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例如，地神崇拜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社会神，与天地崇拜密切相关。关公崇拜是尊重儒家忠诚的方式。这些源远流长的民间信仰对人们的精神定居和精神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清除它们只会导致基层民众信仰的真空，为外来宗教在基层的大规模传播留下空间。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如皖南、闽南、广东等地，传统的寺庙和祠堂保存较为完好，为村民提供了重要的信仰支撑，外来宗教的传播速度远低于我国北方。

在这方面，福建霞浦县的儒家道观是典型的。全县有十多座儒家道观，都是村民修建的，一般有两三层，是村民每天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地方。第二层供奉的是当地的民间信仰，包括太上老君、关帝、土地神、观音菩萨等。三楼是志愿者宿舍。每天晚上，讲堂都有学习活动，主要学习《弟子守则》、《三字经》、《孝经》等儒家经典。大家齐声朗诵，交流经验，其中积极分子成为村里的道德模范。“文化大革命”后，其中一个村庄的祠堂被拆除，族谱被销毁，造成年轻一代的混乱。还有一种情况是，同姓结婚，女方是男方的远房阿姨。村里的儒家道观建立以来，志愿者们在道观里宣讲儒家伦理，修家谱，重修祠堂，理顺了村民的几代人，大大改变了村里的道德风尚。还有一个村庄，位于交通主干道上。村里六合彩盛行，拦路抢劫猖獗。大多数罪犯是村里的年轻人。两个年轻人因犯罪被枪决，但他们仍然无效。后来经过道教神坛的启蒙，村里成了远近闻名的道德模范村。原当地派出所所长，负责枪杀两名年轻罪犯的警察，目睹了村里的变化，退休后成为了儒家讲堂的志愿者。

关于三座教堂融合的具体形式，根据各地经济条件的不同，可以将三座教堂合并为一座医院，即三座教堂分开但建在一座医院内，分别承担讲学、祭祖和民间信仰的功能；也可以将三殿的功能合二为一，作为公学，同时在正殿供奉圣像和祖神。

“三章合一”的新形式，旨在整合和替代中国传统村落和社区的学校、祠堂、道观的功能，增强其宣传性，与现代社会接轨，实现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共同肩负起社区教育的责任，让传统文化在基层的传承获得现实的载体。“三合一教堂”的建设可以让农村和社区居民与保护我们村庄和社区几千年的圣人、祖先和神灵呆在一起。因此，被遗弃的精神家园将被重建，我们的心将从此皈依，不再流浪。乡村和社区的人们将再次能够从圣贤、祖先和神灵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三大教会的融合将填补乡村与社区的焦化空白，有望成为中华文明中的千年工程，对基层社会的文化复兴和道德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部分内容刊登在《光明日报》上，标题为“城乡社区需要公共场所祭祖”。这是全文，作者授权论文发表。】